近日,《光明日報》國際新聞板塊刊發了我校跨文化研究中心特聘專家維克托·皮羅仁科博士的署名文章,題為《虛偽的“普世民主”與危險的霸權主張》。
文章全文如下:
拜登上臺后,宣布“民主”與“專制”之間的斗爭是當代國與國之間在意識形態關系上的主要內容。將“民主”與“專制”對立起來的拜登,實際上是把西方政治模式與非西方政治模式對立起來,將世界劃分為“正確”的西方和其他應向西方學習的世界。
實際上,沒有任何例子可以證明非西方國家有計劃破壞西方價值觀和西方“民主”,或在西方植入非西方政治模式。事實上,西方政治模式和西方價值觀也沒有受到任何西方以外的國家的威脅。因此,世界面臨的是美國霸權主張在拜登執政期間的又一輪鼓噪。
在這場斗爭中,作為美國主要競爭者和敵人的“威權主義”代表,首先是俄羅斯和中國以及其他奉行獨立外交政策和國內政策的國家。西方把這些國家視為一種威脅,因為這些國家的發展表明,世界上存在成功的非西方政治模式以及與之相關的意識形態與價值觀。西方的這種觀點,主要是美國對外部威脅的看法,實際上否定了非西方國家具有獨立確定本國政治與經濟發展模式的權利。
西方國家強推自己模式的一個重要手段是強迫他國以有利于西方的宣傳概念來理解西方。結果,那些反對西方宣傳的人,因為使用了西方術語和概念,被西方闡釋所束縛,從一開始就處于劣勢。
借助這種宣傳伎倆,西方國家把“民主”等同于吸引民眾參與國家管理的一種形式,而“民主”本身作為一種現象,與西方的政治模式畫上等號。此外,一些帶有情感色彩的概念也與該模式聯系在一起,如“自由”。這些概念被西方用在隱喻的文本中,即轉義的意義上,缺乏嚴格的界定。西方宣傳中使用的“民主”概念已經失去了其嚴格的原始意義?!白杂伞备拍畹脑己x與政治學也完全沒有關系,西方宣傳以隱喻的形式用“自由”概念來表征自己的政治模式(“媒體自由”“觀點自由”等)。
西方宣傳為了方便自己,在不同的情況下賦予這些概念不同的含義,為自己保留“正確”闡釋的權力。因此,這些被西方宣傳固化為西方政治模式的概念,被“西方價值觀”所宣揚的概念,獲得了情感內涵,進而影響了人們的感受。
想要糾正這種情況,須將“民主”“自由”等概念從西方政治模式中剝離出來,并在學術研究、專家討論和媒體報道中,合理地使用“西方政治模式”這一中性術語。這一方法將為“西方民主”只是可能的民主形式之一(并不比其他形式更好),“西方政治模式”只是許多可接受的政治模式之一的思想發展提供巨大空間。
拜登政府把“民主”和“威權主義”對立起來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所謂進步人士的觀點基礎上,即在2016年總統選舉輸給特朗普之后民主黨內部形成的意識形態趨勢。“進步人士”支持美國在世界傳播西方政治模式和自由(所謂的“進步”)價值觀方面發揮領導作用,認為這是“唯一的人道”和“對人權的最佳保護”。這些人通常包括民主黨中的希拉里·克林頓的擁護者,以及共和黨中的新保守派,例如共和黨參議員馬克·盧比奧、杰布·布什、米特·羅姆尼。
這部分“進步人士”對特朗普政策的回應就是對美國積極參與建立以西方模式為基礎的世界秩序進行更猛烈的宣傳。他們通過指出西方面臨的新挑戰,特別是“威權主義”“日益增長的影響力”來論證自己的觀點,主要指俄羅斯和中國。他們也承認,這些國家也提供了自己版本的國際秩序,但在他們看來,這是一個糟糕的秩序,因為它是“非自由”的。因此,“對付俄羅斯和中國”只能是“以美國為首的多邊努力”。
經過“進步主義”陣營不同派別之間的討論,專家們為民主黨在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的獲勝者制定了一個共同的外交政策綱要,其中包括減少使用軍事手段來達到預期目標、縮減美國國防預算、更加重視外交和“軟實力”工具等內容。
拜登目前正在實施的正是這一稍加修改的計劃。它維持了美國外交政策向世界強加西方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危險傾向,忽視不干涉主權國家事務的國際準則,比特朗普的直接和正面攻擊更具危險性。拜登外交計劃的前提是,美國在盟友的參與下更積極地使用“軟實力”工具進行意識形態斗爭,在廣泛的戰線上對中國和俄羅斯進行攻擊。
美國向別國強加西方政治模式的政策在原則上是不可行的。歸根結底,這一政策就是把西方的社會政治秩序標準強加于他國人民,而在特定國家的條件下,這些標準與秩序并不能發揮其功能。例如,他們不能在統治階層內部建立利益平衡,并破壞了國家可控性。
美國和西方以“保護責任”為幌子,干涉別國內政,最初普遍向反政府勢力提供軍事和政治支持。在這種干涉過程中,西方并沒有試圖與沖突各方保持距離。事實上,這是西方為實現自己的地緣政治目標并制定干涉世界其他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地區的方案而直接參與的敵對行動。
美國宣揚歐洲-大西洋價值觀(所謂的“自由”“民主”和“人權”)的利益與世界各國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馳。西方認為武裝干涉一個主權國家的內政可以防止侵犯人權的觀點,很容易被以下事實推翻:“人道主義干預”本身(例如在南斯拉夫、伊拉克、利比亞等國)導致平民大規模傷亡,并剝奪了個人的主要權利——生命權。沒有這項權利,所有其他權利都毫無意義。
為了對美國意識形態攻勢進行回應,需要澄清西方在學術研究和宣傳中同樣積極使用的一些關鍵政治學概念。為此,有必要揭露具有操縱性的宣傳手段,借助于這些手段,西方宣傳將西方政治模式描述為世界上唯一可能和可行的民主形式,由此衍生出其普世性和向他國植入西方模式的正當性。
在現實中,西方政治模式,包括對政治和人權的特殊理解、三權分立、代議制民主、選舉等,是一個程序性和技術性過程,并不能成為獨立的價值觀。就像任何技術一樣,這種程序的意義只是為了以最好的方式開展工作。因此,只有一種權利是真正具有普遍性的——每個國家都有獨立探尋最適合本國的政治模式的權利,其中包括制定本國人民參與國家管理的規則和程序的權利,即制定自己民主模式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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